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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是“好人有个说理的地儿”

字体大小:                        2016-02-16  来源:人民法治网  点击:6007

编者按:自上期开辟了有关创建“幸福中国”的专栏以来,读者反响强烈,并希望就此问题继续展开深入讨论。为此,本刊将组织一系列有关创建“幸福中国”的研究和评论文章,针对创建“幸福中国”的八大要素予以论述。这些文章将从国家与社会治理高度出发,以如何提升人民幸福感为研究方向,深入分析百姓幸福生活愿景背后的国家理念和构建要素,从而为创建“幸福中国”的宏伟蓝图提出参考性建议。这八大创建要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平正义类,包括公正治理、私权保护、社会参与、和谐交往;另一类是民生改善类,包括充分就业、社保托底、环境优化、国家安全。本期刊出第一篇:公正治理。

                 幸福就是“好人有个说理的地儿”
           ——“幸福中国”八大创建要素之公正治理篇
                              文/单一良

  一想到幸福生活,在你头脑中可能会浮现出如下场景:宽敞的房间,丰盛的圣诞晚宴,豪华的座驾,余额充足的存折,假期夏威夷的海滩、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其乐融融的家庭,还有同事对你的尊重,朋友对你的羡慕。或者你和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杨红旗想的一样:“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到别人手里头拿着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了你就比我幸福!”

  由此可见,幸福是个人对社会状况的满足感,它是每个个体在特定生活条件中的“最佳答案”。而幸福感往往基于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幸福的获得感依赖于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其提供各种民生保障。

  民生的改善是百姓幸福的重要途径,但这样的途径必须要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才能实现。愉悦感、稳定感、安全感的满足程度与人民幸福密切相关,而公平正义有助于利益合理分配,提升人民的愉悦感;有助于增进政府的信任度,加强人民的稳定感;有助于社会良性运行,确保人民的安全感。因此,个体幸福的实现需要国家在社会治理中践行公平正义,真正让好人有个说理的地儿。

  因此,无论是吃肉包子、穿厚棉袄和上茅房,还是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取得都是百姓幸福的基本需求,也是他们最大的关注点,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放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其核心就是如何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因为钱不多官不大,老百姓可以忍受,甚至还可能比高官巨商们过得心境平和、悠然自得,因为毕竟尚有一个肉包子吃,但如果社会不公,尽管你可以吃大餐,生活优裕,却可能一夜之间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大牢,心中有冤而无从申诉。

  著名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认为,人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配。实际上,如果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所以,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百姓幸福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比如,在革命年代,和延安相比,重庆、南京都是大城市,物质生活非常丰富,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奔赴延安。因为延安有民主、有公平、有正义,所以人们会觉得更幸福。

  公正产生于比较,而幸福感也是相对的,要紧的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没有什么。杨红旗的不幸福来源于别人的肉包子、别人的厚棉袄和别人的茅坑,从社会学角度看,这叫“相对剥夺感”。所以,一个拥有上亿资产的企业家也可能会说“不幸福”,他确实有着你所没有的痛苦事,这些你曾经奉为偶像与楷模的“强人”实际上在另一群体面前根本就是“弱势群体”。目前,无论是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其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社会统一的公平正义准则。郭沫若曾说:“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

  相对幸福的国家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在传统社会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类是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丹麦。这是两种不同的幸福感: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与外界隔绝和宗教信仰;而丹麦的幸福感则是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全球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现代国家之列,其幸福感自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不丹,而更需要从丹麦这样的欧美现代国家中寻求路径。从现代国家发展历史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比如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缺乏公平正义,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严重。但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让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二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三是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

  中国也正经历着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一些地方政府出现滥用权力、暴力截访、血腥拆迁等失范行为,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能默认的现象,潜规则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的事件频繁出现。而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加之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强力与强制手段替代了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方式。“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最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司法机构作为法律实施和社会控制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手段,具有引领社会风尚的功能和作用,而如果司法做不到公正公平,特别是一些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民众有冤难伸,这将会使得更多的领域出现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现象,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与信任互助。

  对于解决之道,孙立平教授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这场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就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治理的结果,因此这一场运动在顶层设计和路径选择上要把公平正义作为核心诉求,树立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理念,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和表达机制,包括获得相关信息的机制、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诉求凝聚的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矛盾调解和仲��的机制,坚持所有人主体地位平等,努力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让老百姓更有尊严更体面地生活。

  同时,要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要建立一种制度,给人们提供安全感,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降低人们的焦虑感。比如,财富的稳定性、职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性、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性。平安稳定是重要基石,要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另外,要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改变目前社会上普遍的弱者心态与社会生态。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赖于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组织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载体,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些社会组织,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杨红旗与那些达官贵人们在幸福感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即便钱不多、官不大,他还会拥有肉包子、厚棉袄和解决生理问题的茅坑,那个不为衣食担忧的商贾也不再有被无端投入大牢的风险,大家虽然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不同,但同样拥有获取幸福的自由和尊严。随着国家和社会致力于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那种销蚀幸福的“相对剥夺感”会逐渐消失,而留在心底的也就是那一份可以细细体味且个性独有的暖暖幸福了。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2016年2月号)